韩城龙门村选村官，竞选人在当选后第二日就兑现公开诺言，个人垫资1300万提前将其3年任内承诺分给村民的“人头钱”分给各户，全村不论老幼，每人分得2万元。这在韩城乃至渭南引起不小的轰动。

一次选举能够让每个村民 “收益”2万元，这引起轰动是很自然的。再说，选举就是要让农民享受到当家做主的好处，因而，首先站在村民的立场上能够理解他们的行为，并且对这一行为可以做出符合其行为本意的解释，而通过外人的视角去解释他们的行为倒是可能会偏离本意。不过，这2万元，一来是当选者的承诺，二来也不过是当选者提前支付。同时，村民是村民自治的主体，选谁不选谁，村民说了算，我们应该尊重民意。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早在2003年4月，山西省河津市下化乡老窑头村候选人王玉峰花194万竞选村主任，“天价村官”成为当时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其中“贿选”便是争议之一。没有威逼，却有“利诱”，这种选举与村民朴素的改善民生的愿望不谋而合。可以断言，这一定得到了当地百姓高度的认同。村民选举说白了不就是为了有钱花，过上好日子吗？

当然，韩城龙门村新任村官的抓好经济建设、走共同富裕之路等承诺，给村民勾画出一个无限美好的前景。再联系到按照法律规定和制度设计，村民自治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民主一套车”，缺一不可。因而，我们有理由期待着这位新任村官能够接受监督并完全兑现诺言，不然就辜负了百姓的殷殷期待，毕竟，村民的期待应该远比2万元更加宏大。

把美好的祝福送给这位新任村官，期待早日看到他兑现诺言的那一天。或许那一天，也将因为这位“天价村官”真正改变了当地农村而成为基层选举一个成功的政治范本。暂且抛却事实层面，其实，美好的愿望并不能天然结出善果。既然“贿选”的争论已经屡次摆在我们面前，直面问题是必要的。自从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来，村民换届选举中出现了一些令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其中之一便是 “贿选”。对于“贿选”，目前可依据的法律规定只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5条，但这一条内容并没有对“贿选”认定做出明确界定。也有学者解读，根据中办发[2002]14号文件规定：“有条件的地方，村民选举委员会应组织正式候选人与村民见面，介绍治村设想，回答村民提出的问题。”这一规定实际上认可了“竞选承诺”的做法，可同样也没有对“承诺”做出清晰界定。因而，从法律与制度层面上讲，我们无法厘清：合理承诺、贿选以及民事赠与的区别。因而，当村民选举中，金钱与选举屡次联系在一起时，我们却并不能对此做出法律意义上的合理解读。其实，“贿选”是“民主肌体上的毒瘤”已是共识，而什么是“贿选”又缺乏具体的法律支撑，因而，于此讨论这一事件，我们无奈又回到了过去关于“贿选”争议的原点。

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有时甚至是个“透明”的社会，因此这是个容易相互监督的社会，某种程度上可以防范“权力失控”的发生。而作为中国社会最基层的村民选举的“民主试验田”，这里面更多的还有对于整个社会民主推进的借鉴意义和启示。换种思路，即便不以最坏的恶意揣度他人，但这种疑似“贿选”恐怕也逃不出“人去政息”的人治逻辑，这却是令人深思的。（原题：“天价村官”必须面对和解决“贿选”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