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嘉

兄弟我一直以为，全天下最危险的职业是军人，最近半年才知道，原来比军人更危险的是记者。辽宁张志国同志抓记者的事情还未了结，太原杏花岭区检察院的何书生同志又派人来北京抓记者了。兄弟向这些官员们建议，要抓就偷偷地抓，兴师动众太影响政府的光辉形象了。偷偷地抓，偷偷地判，实在不行就送到精神病院。

太原检察人员进京抓央视记者，目前看上去案情扑朔迷离，谁是谁非，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有两点，首先，该检察院抓人的手续是不完整的，检察长何书生涉嫌为商人郝某当保护伞。其次，女记者不论与吴某的弟弟关系为何，但记者绝非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检察院对其刑拘于法无据。

根据《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作为检察长的何书生，显然在法律基础上是不过关的，不能因为中央电视台有“中央”二字，就认为它是国家机关。最近倒是有几起以受贿罪判刑的，不过类似判决兄弟不能苟同。

女记者李某采访是职务行为，其他两家报社的采访也都是单位批准的，所以杏花岭区检察院涉嫌滥用职权，是三家新闻单位共同发现并要采访报道的内容，这是无法否认的。既然如此，检察院刑拘记者，再次涉嫌滥用职权。该检察院出示的最高检指定管辖的函件是复印件，很难证实其真实性，这也需要最高检出面回应外界这一质疑。

最近数年来，社会上流传一个“四大傻”的段子：“炒房炒成房东，炒股变成股东，泡妞泡成老公，做新闻做成当事人。”最后一个就说记者的。诚然，很多记者拿了钱才写稿，或者拿了钱不写稿，这些行为都无法可依，治罪时多依敲诈勒索或受贿而定罪。这里面固然有一些新闻界的害群之马，但很多时候，干了坏事的地方权势，给记者的房间里塞个小姐就冲进去抓人，记者的权利通常无法保障。

很多人曾寄望于新闻法，但一些法学家承认，在新闻法的文稿起草中，对于约束的条文很容易写，对于权利保障的条文就很难落笔，因为写了也难以保障。因为对记者权利的保障，在很多人看来，会使得自己的利益受损。这是一种看法，从保障记者的角度考虑。兄弟以为，记者也是人，只要保障普通人有言论自由，记者自然也有。

兄弟以为，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中，尚不适合讨论新闻法。很多新闻法的鼓吹声音中，立法的客体是新闻。这是错的。因为立法目的是保护新闻，要立法的客体必须是他者才行。重复一下，必须限制他者，才能保证新闻。

必须对其他机构立法限制，才能保障新闻自由。你不能反过来规范新闻，那是限制，不是保护。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说，“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美国的开国者相信，对新闻的限制，会伤及公民的言论自由。

至于记者权利的保护，完全可以依据普通法律进行。因为说到底，政府权力与新闻监督的关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在宪法中都有解答，只要不漠视宪法，是不难处理的。比如央视女记者的这个案子，说到底就是以公权力干涉新闻监督。这样的公权力，是绝对需要限制的。

自汶川地震后，舆论开放的力量人所共知。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纷纷表示支持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增加政府信息的开放和透明，为创建和谐社会构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但基层一些官员置若罔闻，丝毫不以为意。舆论监督与政治清明程度成正比，监督的力量越强大，政府的进步才会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