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奇小小说:“ 蒋委员长” |
|||||
煤炭资讯网 | 2007-9-28 9:16:42局矿快报 | ||||
我是矿刚下文带括号“享受副科级待遇”的科员,队长刘志是老字号,他对我讲:“你来‘蹲点儿’抓民工,其实是六指头挠痒痒,你来不来,不吃啥劲,要是觉得尴尬,找工人扯个淡就行。民工就是民工,走一个绿的来个红的,中国有的是人,不缺个干活的。” 第一个班下井,我和一位看上去有五十来岁的老工人一同朝采面走,没话找话地问他有多大年纪了,他吞吞吐吐地回答:“三十七。” 就扭过脸,似乎怕我再问他什么。可我怎么也不相信他说的年龄,头发白了多半,面部镶满了皱纹,没有一丝的光泽,背也驼了,而且左腿有些瘸。 这几天正赶上采煤工作面搬家,这时候工人最吃力,一个工作面总共有数百吨重的大小设备,单靠人背肩扛从旧面搬到几百米的新面。一根金属支架有七十多公斤重。队里规定,每班一个工人要搬运二十根,才算完成任务。这位“三十七”,扛着支架走路趔趔趄趄,一到地点,支架还没竖直,人就蹲在地上气不接下气地就对记工员说:“给我记上这根,这是我第14根了吧?。”记工员不耐烦地说:“就你‘蒋委员长’心眼儿小,扛去吧,少一根你甭想要今天的工!” “三十七”又去扛支架,我问记工员怎么叫他“蒋委员长?” 那位工人说:“他是南方来的民工,据他讲,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爹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位团长,在一次和日本交战时,由于弹尽粮绝,他爹所在的师全部将士为保卫阵地,拼死到最后,全部战死,无一人投降。他经常讲些国民党部队打日本的故事,有时讲到动情处还掉眼泪。他说他是个幕生儿,不仅没见父亲,也找不到父亲的坟头在哪里。 那时,我们只知道八路军打日本,《小兵张嘎》、《平原枪声》、《地道战》……,还没听说过他说的国民党打日本那样悲壮的故事。当时大家觉得他有些反动,就给他起了个绰号:‘蒋委员长’。” 听了“蒋委员长”的来历,使我对这位抗日壮士后代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班里的工人此时已完成了扛支架的定额,“蒋委员长”还差三根。我想去扛根算他的数,但觉得自己拿不了那个活,就帮助“蒋委员长”抬了三根,总算凑够了他当班的劳动定额,就这,他对我说了许多感激的话。 没过几天,矿广播站播出题为《冯科长是工人的贴心干部》一篇赞扬我的稿件。说我“没有官架子”;“下井和工人同上同下;”“为提前完成搬家倒面任务,在采面上和我们一起摸爬滚打,他的奉献精神极大地鼓舞着职工的斗志……”。小稿的文采很秀丽。据查,这篇稿子出自“蒋委员长”,没料到他还有这两把刷子。 “蒋委员长”让我在矿广播站“过了电”。矿领导在全矿管理人员大会上表扬我,说我干的不错。当然,有的同事见了我也少不了戏弄几句。人都是“顺毛驴”,我只好照广播里吹的那样做,和工人一起滚打磨爬,也真的不能早上井了,这篇广播稿反倒让我在采煤队吃到了真苦。 第二天,我见“蒋委员长”扛支架越来越吃力,要是凭他的体力很难完成一个班定额,我咬着牙,帮他抬了几根。沉重的支架压在肩上,准确说是压在背上,要命的是巷道低的人直不起腰,累的我干咯。 休息的时候,我和“蒋委员长”闲扯,我还是想解开他的年龄之谜,问他的出生年月,属相是什么,他都说的不准确。我问:“你准备在井下干多久?”他说:“啥时身板干不动了,或是伤着了,到矿里不要的时候”。 “蹲点儿”期满,民工招工难,又留不住的根源其实谁也知道,但谁也无力解决。 临走,我给队长说,给“蒋委员长”调个体力稍轻的岗位,不然他在井下干不下去了。队长给了我好大的面子,第二天让他开溜子。 晚上,有人敲我的家门,是“蒋委员长”远远地站在门外,手里惦着一包东西,他说:“谢谢你给我找队长调了活”。 我请他进屋里来,他却离的更远了,胆怯祛地说:“不了!不了!”说着就把那包东西塞给我。我咋能收,让他拿走,他一抽身跑去。 这是一包大约有四、五斤重的白糖,我知道,那是“老姜”像一些井下工那样,舍不得吃班中餐,省下的餐证从大食堂换来的白糖,这一包少说也得十天的餐证。 我心想这送来退去的,恐怕老蒋会多心给我送的礼轻,我才拒收的,干脆收下算了。随后我给他买了件白汗衫,略高于那包白糖价格,又让内人从衣柜里找了那件我没穿过,但不可体布料也不时兴的西服,给他送去。 到他的宿舍,“蒋委员长”握着我的手不放。眼里噙着泪,道出他的隐私:“我家乡距这2000多里,那是个苦地方,地里养不了人,十年前就开始在附近的个体小煤矿、铁矿、石膏矿打工,换了好几个矿,到哪里的窑主都是一个样,欠扣工人工钱,赖账是常事,而且安全没一点保障。那年在小煤窑砸断了腿,伤还没痊愈,窑主给了我200元,就赶我走人,至今腿留下伤。后来我到这个矿想下井,但大矿有年龄限制,可巧在这个矿一个县的老乡叫姜大年,嫌这里的工作时间长,每天都在12个钟头,顶不住,不想干了。我给了他100元,让他和矿的有关入员通融通融,顶着他的名字干。我今年实际53岁了,开始,队长一看我年龄大,不敢接收我。他是个软心肠,禁不住我和姜大年的苦苦哀求,又听说我有十多年的下井经历,再加上当时大矿也不景气,招不来工人,招来也留不住,生产实在缺人,就暂时留下我到现在。” 这我才明白,他顶替的是“姜”,而不是“蒋”。 我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亲人,他叹口气说,父母都去世了,他还没有成家。现在手里已攒了几千元,想找个“做饭的”,有人说帮他找,花掉五百多元,也没见到女人一根头发丝。 “姜”穿着我给他那件不合体的西服,成了他在矿上有了门路的标记,他脸上多了许多风光。他的老乡有些事,就想通过他找我帮忙。那天,“姜”来办公室找,说他有个同乡,那天因工作延点,已在井下干了14个钟头,困的难受,就打了个盹,被队领导发现,罚他200元钱。他老乡感到委屈,让我给队长说好话,能少些罚款。我给队长打了个电话,队长说,看你“冒号”的面子,就罚他50元怎样?我把“姜”送出门,才见他的老乡就站在门外。 后来,我听说“姜”当天上班,队长就不让他开溜子了,说有门路的人想干都干不上的活,让你一个冒名顶替的人干了,却不知道守本分,竟敢到机关找事,还干你原来的好活吧。 打那以后,“姜”再也没找过我。我已离开那个矿多年,更不知道“姜”的下落。 去年8月,中国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在中央首长的讲话中,尊重了国民党对日的正面作战历史。这使我又想起“姜”,也联想起当国民党团长的他父亲,构想那个师壮士们的那场悲壮保卫战。 我打电话找当年那个采煤队的队长刘志,对方说那个队长早退休了,又给他打听“蒋委员长”和“姜”的下落,对方嬉笑了一声说:“你到影视剧里去找吧!”对方挂了机。 到现在我才觉得很对不起“蒋委员长”和“姜”。人家一直把我当挚友。可我这个粗心人,也没问过他的真名字和详细家庭住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