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记者曲长缨：
不习惯被批评的官员早晚要补上舆论监督这课

现实中的种种利益关系，时常使得舆论监督举步维艰；而法律的不健全，也使媒体的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有稿件写不成，节目播不出，作用发挥不了的时候，但是，怀揣理想的记者，还在坚守——

舆论监督，其实并不是记者存心要和谁过不去，这是媒体的职责和使命使然。这个浅显的道理，应该说稍有些新闻常识的官员都知道。可知道归知道，当真监督到自己头上，可能就受不了，可能就会出现种种妨碍舆论监督的事儿。

去年12月，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这样一个节目：江苏省常州市以旧城改造为名，滥拆历史文化街区。其实早在几年前，类似的事件就在常州发生过——当地一座很有文物价值的江南庭院被推土机推了，美其名曰“移建”，实际上是给开发商让路。这件事当时就受到了舆论的批评，《焦点访谈》也进行了报道，市文化局局长因此而下台。按说，应该吸取教训了吧，可没多久，又开始大拆历史文化街区。舆论为之哗然，记者不得不再次赶到常州调查采访。

没想到，一到现场，记者证就被人抢走了，相关责任部门要么拒不接受采访，要么死活不承认自己有错。节目就要制作完成时，原来很支持报道的一个部门，不知什么原因死活不肯发表意见；另一个原先答应考虑接受采访的部门反悔不说，干脆不同意播出这个节目，说是下级单位的问题会影响到主管部门的形象。于是，就有人发函、打电话、找电视台领导、找关系……直到节目播出的前几分钟，说情的电话还在不停地打来。

节目最终播出了，可作为记者，我却感觉很无助。我不知道，媒体的监督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因为当地居民反映说，拆迁还在继续。我也知道，为了开发商的利益不惜毁坏历史文化街区的行为，相当普遍。要不是舆论一直在监督着，老祖宗留下的那点儿遗产，恐怕早就所剩无几了。

这种无助感在节目遭到“枪毙”时更为明显。我们曾做过一期某地矿难瞒报19名遇难矿工死亡的节目，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播出。有家报纸报道了此事，还提到是央视记者最早进行采访的。结果，就有观众和遇难矿工家属打电话问记者：你们采访了为什么不播？记者无言以对，心里滋味可想而知。

当然，也不乏成功监督的个案。年初，我们做了一个有关食品安全的节目。记者以买家身份进入河北某地的黑心猪肉加工厂，对其加工出售病死猪肉的问题进行了拍摄报道。节目播出后，引起了省里和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立即采取了措施，进行了大检查。查出了有问题的猪肉100多吨，对9名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抓捕，有20多名当地政府部门管理人员受到了党纪、政纪的处分，当地“黑心肉”泛滥的情况得到了遏制。一些部门也对这一问题重新认识，当机立断采取措施。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舆论监督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于舆论监督热点和难点，这几年已经谈的很多了。依我看，在既有现实条件下，舆论监督能达到现在这个样子已属不易。用我自己做《焦点访谈》节目的体会来说，就是“靠肉搏”才播出了几个节目，其中的甘苦只有自己和有相同经历的人才能体会到。

现在有一种“一损俱损，一荣皆荣”的风气存在，不要说“打老虎”就是“拍苍蝇”也不那么容易。“拔出蒿子露了狼”，谁知道表面问题的背后还有什么事儿，有什么关系？就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儿，没什么直接关系，出于形象、面子、政绩的考虑，一些地方的官员也不愿意本地的问题被曝光，就更谈不上认真改正了。这也就是有时候批评一下基层的问题，都会有高层的部门来说情的重要原因。当然，这种状况正在慢慢发生变化，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从事舆论监督报道的记者应该怎么办？

坐等中央发文件，坐等主管部门领导撑腰，坐等被监督者自我觉悟，坐等舆论监督环境改善，坐等民主和法制的健全……恐怕不是办法。国情如此，现实如此，环境如此，怨天尤人、抱怨诉苦是没用的，甩手不干，抽身而去是不行的。好的舆论监督环境，是靠各方面努力创造而来的，这里也包括新闻工作者和一些政府部门的努力。只要记者们不乏理想和信心，知难而进，有坚守的勇气，情况就会得到改观。随着民主与法制的不断健全，执政理念的不断更新，一些不那么习惯于被批评的官员们，早晚得补上舆论监督这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