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巧玲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倡议者和积极参与者，他参与创办的《苏报》、《俄事警闻》（后改名《警钟》日报）等报都是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报刊，其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助成了《新潮》、《国民》、《新青年》等杂志，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更是对中国近代新闻实践及新闻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蔡元培新闻活动述略

　　综观蔡元培一生，其新闻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前期（1901年-1916年）：创办报刊，鼓吹革命，宣传新知，唤起人心。
　　1901年10月中旬至11月间，蔡元培与张菊生（元济）、赵从藩、杜亚泉等创办旬报《开先》报，这是蔡元培办报活动的开端。其创办《开先》报的目的，就是希冀以此种手段来启发民智，唤起民心。至十月二十二日，《开先》报改为《外交报》（旬刊），其宗旨是使朝野“周知世界，免遭物竞之惨”。此刊连续出版达十年之久，是我国最早介绍国际动态和知识的刊物。[1]
　　嗣后，蔡元培先后参与创办《苏报》（1903年）、《俄事警闻》（1903年，后改为《警钟》）。1907年在德国留学期间，蔡元培参与李石曾（煜瀛）、吴敬恒、张人杰等在巴黎筹办《新世纪》周刊之事，并供给文稿。1913年，蔡元培被推举为中国国民党新闻记者同志会会长。二次革命爆发前后，蔡元培与汪精卫、张继、吴稚晖等创办了《公论》晚报，1913年蔡元培赴法留学，曾与汪精卫、李石曾等筹办《学风》杂志、与吴敬恒、李石曾等发起组织“世界编译社”，均未果。1916年，蔡元培与汪精卫、李石曾等有感于欧洲“一则因学理之发达，而精神物质之文明，乃进步而不已也；一则因民权之发达，而平民制度之基础，因以确立，且亦进步而不已也”，创办《旅欧杂志》，三人编辑，“以交换旅欧同人之智识，及传布西方文化于国内为宗旨”[2]，介绍世界大事、国内要闻、旅欧华人近况等。
　　在蔡元培前期的办报实践中，最有影响的三个时期是：
　　1、《苏报》时期。1902年3月，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成立，该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蔡元培担任会长。不久，蔡元培与蒋观云、黄宗仰、林少泉等又创办爱国女学。10月间，南洋公学发生全体学生退学风潮，退学学生百余人组成爱国学社，推蔡元培为总理，吴稚晖为学监，教员中有章太炎等，社址设在南京路泥桥城福源里。爱国学社与《苏报》订立约定，每日由学社教员任论说一篇（七人迭任之，一周而遍），而苏报馆则每月助学社一百银圆，成为爱国学社之机关报。蔡元培、章太炎等也借《苏报》这一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蔡元培所作《释“仇满”》、与章太炎、柳亚子、邹容等合撰的《驳<革命驳议>》等文章，皆言词激烈，极力宣传反帝、排满、革命。“苏报案”发后，蔡元培遂避居青岛，直至案结后方返回上海。
　　2、《俄事警闻》时期。1903年12月15日，蔡元培等创办了日报《俄事警闻》，由甘肃人陈竞全出资，王小徐任编辑，蔡元培与汪允宗任论说及译日文报，编辑所在南京路后面。蔡元培曾在该报发表其小说《新年梦》（1904年2月），他说：“是时西洋社会主义家废财产、废婚姻之说，已流入中国。孑民亦深信之，……揭《新年梦》小说以见意。”[3]于2月25日出版终刊号，26日起改为出版《警钟》报，仍由王小徐任编辑，因王主张不直接谈革命，以避干涉，意见不合而离去，蔡元培遂任编辑，宣传革命，言论大胆。
　　3、《民立报》——《公论》报时期。二次革命爆发前后，蔡元培与汪精卫、张继、吴稚晖等创办了《公论》晚报，7月16日创刊，至30日停刊，共十五期。该报附入《民立报》、《民权报》、《中华民报》、《民强报》附送，鼓吹讨袁。
　　（二）中期（1917年-1923年）：倡导新闻教育，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鼓励学生办报办刊。
　　1916年，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次年元月4日到职。在9日的就任演说中，蔡元培指出大学的任务是研究高深学问，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4]，并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北大期间，蔡元培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促成了《新潮》、《国民》等杂志诞生。《新青年》也以北大为阵地，高举文学革命大旗，成为五四运动之先声。
　　1918年，邵飘萍“以我国新闻事业之不振，良由新闻界人才缺乏之故”[5]，建议北大开设新闻研究课程，以培养新闻人才，发展新闻事业，蔡元培欣然同意。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遂于1918年9月21日发起，至10月14日成立，为我国“报业教育之发端”[6]。蔡元培为之草拟了章程，规定该会以“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为宗旨，研究对象包括:新闻之范围、新闻之采集、新闻之编辑、新闻之选题、新闻通信法、新闻纸与通信社之组织，并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极力支持。1919年2月19日，新闻学研究会举行改组大会，会议修正通过了简章，规定宗旨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7]会上蔡元培被推为会长，徐宝璜任副会长。10月16日，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期结业式，蔡元培为结业者颁发了证书并致演说，在这一期结业者当中，毛泽东取得了听讲半年的证书，其他如高君宇、罗章龙等，后来成为了我党早期新闻工作者。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不仅开启新闻教育之端绪，而且鼓励学生从事新闻实践，以新闻实践贯彻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信念，他助成《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的精神，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8];曾应学生傅斯年、罗家伦之请求，为《新潮》杂志题写刊名，1918年10月20日，“国民杂志社”成立，蔡元培到会并发表演说表示支持；并曾亲自为《国民》杂志作序。此外，蔡元培赞成、支持国故月刊社的成立“并允垫给经费”。1919年2月，蔡元培与蒋梦麟、胡适等共同发起组织“新教育共进社”，编辑丛书、月刊。
　　（三）后期（1932年-1940年）倡言民权，争取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30年代初期，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非法逮捕、监禁各学校教授学生的事屡屡发生，“摧残法治，蹂躏民权，莫此为甚！”[9]1932年12月，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欲“救中国于萎靡不振之中”[10]。蔡元培等为保障人权，争取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奔走呼号。

　　蔡元培的新闻思想

　　在长期的新闻活动中，蔡元培形成了自己的新闻观与报学思想。
　　1、丰富发展了“史家新闻”的思想。
　　梁启超曾说：“西哲有言‘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精神何？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也。”[11]在为徐宝璜的《新闻学》一书所作的“序”中，蔡元培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写道：“余惟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之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乎?‘不修春秋’，录各国报告，非犹今新闻中有专电通信若译件乎？由是观之，虽谓新闻之内容，无异于史可也。然则我国固早有史学矣，何需乎特别之新闻学？虽然，新闻与史又有异点：两者虽同记以往之事，史所记不嫌其旧，而新闻所记则愈新愈善，其异一；作史者可穷年累日以成之，而新闻则成于俄顷，其异二；史者纯粹著述之业，而新闻则有营业性质，其异三；是以我国虽有史学，而不足以包新闻学。”更明确指出新闻与记史存在不同之处。
　　2、提出了办报三原则：正确、纯洁、博大。
　　蔡元培在为《国民杂志》所作序中明确提出了办报三原则。正确，即“持以冷静之头脑，必灼见于事实之不诬而始下判断”[12]。纯洁，指报刊杂志应专一于救国，蔡元培认为报章杂志上的文章，“往往一部分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之治安策，而一部分则杂以侧艳之诗文，恋爱之小说，是一方面欲增进国民之人格，而一方面则转以陷溺之也，”[13]这就使报纸的社会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他对报刊上刊登诲淫的黄色广告和猥亵纪闻深恶痛绝，认为“此不特新闻家自毁其品格，而其贻害于社会之罪，尤不可恕。”[14]与上述三原则相适应，蔡元培提出新闻既负救国之责，则评论切忌主观独断，意气行事，因世间“人事蕃变，非备悉其始末，灼见其情伪，而平心以制之，鲜或得当。”[15]要力戒借评论泄私愤，只有在对事物全面考察之后，才可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评断。
　　3、提出新闻事业之天职，上以督促政府，下以指导国民。
　　他对报刊启发民智，沟通中外舆情作用的认识，与梁启超、严复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4、提出报纸不得谗诬与诽谤。
　　蔡元培认为人在生前身后均存在名誉问题，个人名誉或以天才，或以积瘁而得，实重于财产乃至生命。如果无端对别人的名誉进行毁损，与盗人财物，害人生命并无两样。

　　注释：
　　[1]郑一奇：《中国新式出版事业的开拓者——张元济》，《民国著名人物传》第四卷，第72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2][5][9]王世儒编撰：《蔡元培先生年谱》，（上）第173页，第229页，（下）第74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
　　[3][[4][8][12][13][14][[15]蔡元培著，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25页、第330页、第330页、第254页、第255页、第199页、第254页，第二卷第21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59页，三联书店，1955年版；
　　[7]《北京大学日刊》2月20日，转引自周天度《蔡元培传》，第10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
　　[10]胡绳语，见《论蔡元培》第8页，蔡元培研究会编，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年4月版；
　　[11]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载《新民丛报》第17号，1902年10月2日。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