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矿难何时了?

 
    8月25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了《安全生产法》的执法检查情况，他提到了几个数据：今年1月1日至8月21日，煤矿生产中发生特大事故33起，死亡951人，比去年同期上升43.5%和134.2%。
    他还总结了矿难频发的三大原因，并提出了安全生产五项建议。然而话音未落，25日下午贵州又发生一起煤矿瓦斯爆炸事故。
  &nbsp 一边在总结，一边在爆炸，中国的矿难似乎怎么强调、怎么采取措施都治不好。
    其实，自从今年年初辽宁阜新发生特大矿难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力度之大史无前例，这其中包括在监管上将安监局升格，撤职办理地方政府高官，加大财政支出力度来改造煤矿安全生产条件等等，但目前这些措施似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为什么？
    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当时在广东兴宁矿难现场也一连问了七个“为什么”。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也会质问为什么采取了这么多措施矿难仍然频发，但是，应该向谁问这些为什么？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局长李毅中以及各大媒体都曾经怒斥矿主黑心，中央政府通过将副省长这样的高官撤职来质问各级地方政府为何监管缺位，但矿难一再频发表明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
    其实，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这些矿难，会发现很多矿难都存在这样一个共同现象：矿工在矿难发生前几天就已经知道了下井作业的危险性。
    比如说7月份发生的新疆阜康特大型瓦斯爆炸案，在爆炸发生前，井下的瓦斯预警系统已经响了三天。而不久前的广东兴宁矿难，一些矿工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在透水事故发生前几天就已经发现了井下的渗水现象。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矿工实际上是在知道下井作业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为矿主所迫而下井工作的。人们不禁要问，他们在明知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对矿主说“不”？
    黑心矿主滥用矿工的生命来为自己牟利而矿工却不敢说“不”，可见矿工在自己的生命面前是多么的无助，这种无助是怒斥矿主黑心以及撤职查办地方官员无论如何都无法解决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利益集团都有了自己代言人，但农民以及下岗职工这样的弱势群体也许是例外，尤以农民为甚，至今还没有一个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诞生，而在这些矿难中遇难的多是一些农民和下岗工人出身的矿工。
    这样一个弱势群体既没有自己的代言人，又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组织，他们对现代知识的接收又处于一个极端弱势的地位，又怎么能和称霸一方的矿主抗衡？
    这次李铁映总结的重心就放在监管上，但是任何一个监管部门都无法做到一天24个小时守在矿井里进行监管，而不久前的兴宁矿难本身就是在监管部门责令其停业整改的情况下矿主私拆封条进行违法作业而发生的，由此看来监管单靠监管部门本身是有缺陷的。
    为什么不能发动矿工来进行监管？为什么不让矿工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政府有责任帮助矿工组织起来，并教育他们以相应的安全知识以及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推而广之，对于农民这个大群体来说同样如此。
    《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作者曹锦清教授曾经在一个讲座中提到，当今社会已经有必要将农民组织起来，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这样不仅有利于创建和谐社会，同时也有利于各种社会事件的发生。
    比如恶性拆迁以及工业恶性污染的问题，农民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不组织起来根本就无法和工业机构以及包工头进行竞争从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组织起来的、有自我维权意识的农民才是防止这类恶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力量，到那时候，矿工也许可以堂堂正正地对黑心矿主说“不”了。
   
来源：联合早报
原作者：王兴栋
作者简介：作者是上海新闻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