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节样本红顶煤商清查

                                       m.freebtg.com   2005-10-07
 
 
    9月28日上午，已连续忙碌了几天的重庆市奉节县煤炭工业局纪检组组长赵书平将该县投资煤矿的“红顶煤商”名单汇总后上报到了重庆市监察局。 

    名单显示，从9月上旬起，奉节县共清查出24名党政工作人员和国企负责人投资兴办煤矿。 

    奉节是西南地区有名的“小煤矿县”，“鼎盛”时曾有大大小小2000多个煤矿，其中70%都只有1万吨左右生产规模的小煤矿。经过今年上半年的强力整顿，目前登记在册的煤矿仍有202个，其中绝大部分是私有小煤矿。 

    奉节煤炭不仅供应重庆本市，而且借长江水路外运到湖北、江浙等地，其外销收入占到奉节地方财政的60%以上。 

    赵书平告诉通讯员，此次自动来“坦白”的24名党政工作人员中，投资入股煤矿的金额少则5万元，多则60多万元，投资总金额达2000多万元。 

    然而，赵书平对目前“战果”并不满意，“这24个官商都是自觉来申报的，而对那些不愿出洞的‘蛇’，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来查处。” 

    非法煤矿整治之难 

    9月27日，奉节县新桥煤矿，矿井边没有了往日机器的轰鸣声，一个40岁上下的男人坐在矿井边吞吐着烟圈。他是这个煤矿留下来驻守阵地的10来个管理人员之一。 

    这位留守人士告诉通讯员，从9月初起，奉节县几乎所有煤矿都已经停产了。 

    9月28日，通讯员拨打奉节9个小煤矿矿主的手机，竟有5人已经停机。 

    据了解，此次奉节煤矿集体停业是在9月3日国务院颁布《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后，奉节县为整顿非法小煤矿和彻底清理官员入股煤矿进行的强力措施。 

    事实上，奉节作为西南地区的煤矿大县，矿难次数的居高不下已成为当地政府的心腹大患，而当地政府与非法小煤矿之间的斗争更是颇为曲折。 

    重庆市经委煤炭安全处张戈宁告诉通讯员，今年上半年，重庆市共打掉3562家非法矿井，其中奉节就有2645个煤矿被关闭。 

    然而，由于不少非法煤矿涉及腐败和黑恶势力，要关闭这些政策上早已不允许存在的煤矿，其过程异常困难。奉节县林业局局长罗启辉就曾因主持关闭小煤矿的工作而被矿井老板雇凶砍杀，缝合了43针。 

    而已经被关掉的煤矿，由于各种原因又出现大量死灰复燃的情况。 

    奉节苏龙寺煤矿矿主在清理风暴中由于用5000元买通了新政乡乡长，一个不具备安全开采条件的煤矿竟被默许生产。 

    “打击非法煤矿和打黄扫非差不多，隔一阵又死灰复燃，很难根除。”张戈宁说，不少矿主大搞“游击战”，执法队花一天时间到达矿井所在地，违法者早已“鸟兽散”。 

    事实上，摆在执法人员面前最无奈的困境是，不少非法煤矿和由非法煤矿包装成的“合法煤矿”，之所以敢胆大妄为，其根源在于官商勾结，官员为煤矿提供保护伞，煤矿则成为官员的摇钱树。

    官煤结合手法多样 

    9月28日，奉节一小煤矿主孙庄民(化名)在接受本报通讯员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在奉节县城，满街跑的豪华轿车多数是煤老板的车，而煤矿主的暴富与打点当地政府官员密不可分。至于官员与矿主之间勾结的方法则是各式各样，除了部分官员有股份在矿上或是直接受贿外，更多的“合作”是根本不会留下任何帐面痕迹的。 

    比如有些政府工作人员向矿主借车，名义上是借，实际是只借不还的。 

    “我听说有一个矿主一年‘借’出去好几部小车，平均每部都在10万元以上。至于干部到矿上吃喝玩乐，少则四五千元，多则上万元更常见，矿主结帐。双方都不打条子，谁知道？” 

    赵书平则告诉通讯员，目前这批自动到纪检部门申报的24名党政工作人员都是投资入股煤矿的。除了一位是粮食系统的国企负责人外，其余主要是煤矿所在乡镇的工作人员，其中有领导干部如副乡长、乡镇党委副书记等，还有少量县级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直接要钱要物相比，这种方式赚头更大也更稳定，并演绎出不同的花样。 

    第一种情况是政府干部独资办矿当煤老板。这次奉节的24起案例中就有两起这样的情况，煤矿由乡里的在职干部投资，没有其他股东，完全是由政府官员的家属出面承包、经营。“这两个矿根子很深，从80年代就开始经营，投资额高达1900万元。”赵说。 

    第二种情况是政府干部入股煤矿，其中干部入股既有实实在在的出钱入股，也有不出钱，只占股份的“干股”。赵书平介绍，此次奉节县干部自动出来登记的案例中，都是入的实股，入股金额最少的5万元，多则几十万元。有一个干部甚至投资了多个煤矿。奉节县朱衣镇一个乡镇干部，从1995年就开始和几个朋友合伙开采煤矿，至今已在奉节的两个规模较大的煤矿拥有股份，他个人投入的资金有60多万元。 

    孙庄民告诉通讯员，在奉节，年产1万吨的煤矿年一般利润不低于五六十万元，一座6万吨规模的煤矿，年利润甚至上千万元。上述自动出来登记的乡镇干部中，有的一掷手投资就是上千万元，投资入股煤矿的高回报对官员们来说，“比抢银行还来得快”。 

    而对煤矿老板来说，现要取得一个煤矿的采矿许可证，还有其他各种资质的投入至少需要几百万元，每年的运输、工资、材料管理、培训等成本至少也要几十万元，“如果不找关系，很多煤矿根本开不起来”。此外，奉节大多数小煤矿的安全生产都过不了关，“如果‘朝中’没人，一遇到检查就会被罚款，甚至停工，那损失就更大了。” 

    那么，既然可共享非法暴利，奉节的部分官员干部们又为何“心甘情愿”的前来“自首”？ 

    赵书平认为，这主要是近期煤矿利润发生了变化。因为奉节取缔非法煤矿后，一个产量1万吨以下的合法矿，如果严格按照规范生产，一年下来有10万元的赚头就算不错了。因此，不少政府干部在这次整顿后发现分红大为减少，有的煤矿甚至出现亏本经营，所以部分官员在风口浪尖时选择退出，以保住公职。

    清查难题待解 

    奉节多起官商结合案例已经被暴露出来，但赵书平依然高兴不起来。他说：“自觉申报已反映出很多问题，但下一步要清查那些藏在暗处的官商，却是难上加难。” 

    此次奉节官员自报便已清查出2000多万元的官商投资金额，但迄今却只有274万元真正撤资，这远未达到国务院规定必须限期全部撤资的要求。 

    赵书平认为，目前最大的操作难点是官商投资难以界定。比如国家干部全资投资的煤矿，算不算在这次“清查政府官员入股的煤矿”的范畴？如果算，那么奉节两位干部投资的煤矿就必须全部撤资并关闭。 

    另外，退休干部纳不纳入这次“入股煤矿”的清理范围？文件指的是“国家机关人员和国企负责人”，并没界定在职或退休。 

    除了界定难题外，取证难也是清查煤炭官商的一大难点。 

    9月27日，重庆市煤监局办公室主任黄凯杰在接受通讯员采访时称，该局自查自纠后，没有一人参与入股煤矿。他同时亦坦承：“官商入股煤矿，很难找到关键证据。因为官员一般会用配偶、父母、儿女等亲属的名义入股，有的甚至是用化名入股。除非有重大事故，否则很难暴露。奉节有的官商甚至想通过假离婚来逃脱罪责。 

    赵书平还提出，这次清查参与部门众多，部门间的协调也是一大难题。如重庆市的管煤清查，就涉及纪监、安监、煤监、经委、工商、公安6大部门，部门过多，则容易产生互相推诿。而各区县在清查过程中，也不排除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障碍。 

    因此，赵书平认为，下一步的官煤清理应多发挥社会和舆论监督作用，鼓励群众踊跃对官煤勾结进行举报。

    ·相关· 煤炭业乱象根源：矿权制度不合理 

    国务院研究室工交司司长陈全生认为，煤炭开发秩序的混乱现象，说到底是目前产权制度不合理造成的。矿业权真实价值的缺失，带来了管理者对资源宝贵性的长期忽视。资源配置方式未能真实地反映资源获得成本，造成了煤炭行业发展的散乱无序和低效。 

    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的矿产资源都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无偿划拨给煤矿开采。虽然现在实行了矿产资源有偿使用，但由于先开采后交费，实际上降低了行业进入门槛。加之煤炭资源价格以政府定价为主，远低于目前真实的市场价格，只要搞到资源就意味着“一夜暴富”，致使无序开发的局面愈演愈烈。很多企业包括个人在利益驱使下，非法开采行为十分猖獗，也造成一段时间里安全事故激增。 

    而一些煤商以承包、拍卖等方式拿到煤矿后，往往不求长远发展而只顾眼前利益，掠夺性的开采资源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也加大了安全生产的压力。 

    陈全生说：“如果给购买矿产权设置较高的门槛，通过资产公司评估等法律手续将矿产权卖给企业，那么，矿主为了财富的最大化，就必然会实行有计划地开采而不是滥采滥挖。同时，矿主为了自身财富的安全而不仅仅是工人的安全也会尽量保证开采的安全。只有在这些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因素作用下，小煤矿的问题才能根本解决。”
 
 中国西部煤炭网   编辑：兰天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