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在中国，生活却在他乡。当前，中国企业家的海外移民潮正在悄悄地呈扩大趋势。据美国《世界日报》2010年8月30日文章，近年来，中国大量富豪企业家移民海外，仅仅2007年以来，中国富豪企业家移民潮就带走170亿，这还不包括他们对移民国的其他投资。另据香港《文汇报》报道，一个令人关注的事实是，当企业家拥有财富越来越多时，流向海外的人与钱财也越来越多，为限制中国移民的快速增长，不少国家甚至提高“入境”门坎。

　　据报道分析，富豪精英移民海外，多数人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子女教育，此外，对社会治安的担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部分通过灰色收入发家的富豪企业家，担忧东窗事发，也加入移民行列。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国移民潮又现加剧态势。商业移民申请人数有20%～30%的增长，主要从事加工贸易、采矿、金融投资、房地产等行业，主要为企业主或企业高管。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国越来越多的富豪加速移民海外，导致中国财富和人才大量流失。

　　中国企业家的海外移民潮有点像明星们的移民潮，变动的不过是国籍，不变的仍然是打拼的舞台。企业家移民从短期看，对企业经营未必不是好事，国籍的改变或许能够帮助企业家的视野更加国际化，但从长期看，却是大大有害，因为这等于公开宣告了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对未来的不安全感。企业家移民趋势的扩大，是对现有产权制度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价值观念结构的一种挑战。

　　当然，说起企业家的不安全感，就不得不提当前社会的“仇富”现象，仇富一词的出现及其频繁使用，从一个角度反映了社会心理中对贫富差距及其所彰显的社会公正问题的极大关注。对于那些利用不正当手段非法暴富者，以及变富之后“为富不仁”者的“恶行”的道德义愤，在这个意义上的“仇富”心理应该说是正当的。

　　但是，在现实中，在个人层面上，却有一些人身上表现出“仇富”心理的泛化和偏激化现象。所谓“仇富”心理的泛化，是指对一切富者都怀有愤慨态度；所谓“仇富”心理的偏激化是指用非理性的方式向富者表达愤慨、讨回“公道”，更有甚者用肆无忌惮的手段向社会发泄“仇富”的愤怒情绪。“仇富”心理的泛化和偏激化无疑都是不正当的，也是企业家们产生不安全感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了底层人民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很多大企业家也会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他们并没有说假话，因为他们也朝不保夕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剔除”，有能力了跑路的确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有企业家说，现在政府权力部门对企业的伤害比过去更甚，现在，政府机关都在打着规范化幌子，行动完全不可预测，他们在你觉得合法经营的时候，突然就可以告诉你，过去合法的，现在不合法了，因为形势变了。事实上，这并不代表政府管理部门的行为在恶化，真正变化的是企业家的预期，但凡移民的企业家，都会在法制化规范化上有更高的要求，当他们把自己当成一个“外国人”的时候，他们就会以外国人的眼光看待眼前发生的一切。

　　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促进了物质层面的极大繁荣，但也恰恰是物质层面的这种繁荣与自由导致了“自我认同”的困惑。在许多企业家的创业初期，企业家个体不过是寻求财务自由的载体，因为计划经济与陈旧的体制让某些人扭曲或变形，所以，挣脱这种束缚就成了对的最好回答。然而，在如今企业家获得了财务自由之后，他们发现经济权力并不能够帮助他们获得安全感与归宿感，因为在经济权力之上的社会结构是封闭的。企业家能够赚钱，但持续赚钱却需要依赖员工的持续付出，这导致了劳资双方的对立，这是企业家束手无策的。

　　同样，企业的强大需要诚信之上的文化体系，但政府部门给企业设置的寻租通道，逼得企业家被迫在“当婊子与立牌坊”之间纠结。一个简单的例证是王石在公开的演讲中说：“万科不行贿”，换来的却是台上同仁的质疑，以及台下不少听众的不信，因为王石的语言并不符合流行的“潜规则”。记得王石公开讲过他在当年万科股份改造时，放弃了股份，选择做一个职业经理人。他对此的解释是，在中国商业界，“名”与“利”不可兼得，“我王石喜欢名，那就只好放弃利”。事实证明，王石的确“悟”透了中国国情，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中，凡是“名、利兼收”的，大多结局惨淡。

　　经济发展创造了极大的财富群，可如果社会结构没有相应发生改变，创造财富的人就会被财富本身压死。按经济学原则，谁投资，谁受益。谁受益，谁投资。按此道理，企业家理所应当成为新商业道德与新商业文明的输出者，但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们对未来的投资收益率的判断。如果做新商业文明的推动者，收益远小于付出的成本时，结果就会是两个：要么把收益的预期再拉长，去追求“青史留名”，要么选择逃避，既然不能担当，那么只好选择逃避。

　　王石去哈佛学习商业伦理，张瑞敏去选择打造中西结合的企业文化，这是一种使命的担当。但担当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选择了“移民”。不要小看了“移民”这样一个身份的变动，按社会学的研究，身份是一系列与社会位置相一致的权力、责任与社会预期等因素的概括。 从这一定义推理，“外籍”这个身份导致的是什么？是这一群人在权力，责任与社会预期上，将经营企业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完全分开，中国是经商的地方，海外是生活的地方，生意在此处，生命却在他乡。

　　短期看，企业家移民海外这对企业经营未必不是个好事，扩大的眼界，不再纠结于财产的安全。但从长期看，却是大大的有害，因为这等于公开宣告了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如果老板都如此不安全，有几个员工会真正有长期与企业奋斗的打算？短期行为的种子人为地被种下。企业家移民趋势的扩大，是对现有产权制度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价值观念结构的一种挑战。

　　遗憾的是，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动机相当一部分变成了“made in USA or oversea”，那到底需要做什么才能让企业家移民慢下来，或者不移民？企业家是有着灵与魂的人，不单纯是赚钱机器，更不应该逃避，而是应该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用合法经营的手段创造财富。因为，当一个人的身份发生改变的时候，这个人对未来的预期就在悄悄发生着改变，只是这种变化不像经济活动一样来得明显。

　　企业家资源是市场经济中最核心的资源，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的发动机。进取意识、致富愿望是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营造一种充满活力的社会氛围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市场经济带给人们心理上最重要的收获就在于：它彰显了公平观念。好的一面是，由于他们特殊身份与富有的身家，移民的企业家可以实现进退自如。不好的一面是，做企业是一个马拉松，需要持续的毅力来平衡兴盛与危机，但安排好的退路可能使得相当一批企业家丧失了经营企业的使命感。

　　诚然，解决中国企业家移民海外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和解决的，除了整个国家环境的和谐稳定、良好的政府社会服务之外，还需要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引导民众群体对企业家拥有财富的正确认识，而不是戴“有色眼镜”盲目仇富。（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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